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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0-19 00:37:42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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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引子

  营口老街之上,东记银号的红砖老屋,无声诉说岁月。

  100多年前,这里银号林立,东北各地以及关内运来的杂银,在这片东北最早的金融中心,被冶炼为含量为99.2%的银圆。这就是赫赫有名的“过炉银”,不仅可以用来提取现银,还可以用来转账,提供信用担保。

  正是契约精神推动营口近代商业繁荣一时。

  100多年风云变幻,东记银号早已人去楼空,它所承载的契约精神也日渐模糊。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,契约精神尤其是政府契约精神的匮乏,对营商环境的阻滞作用日趋明显。培育契约精神,成为辽宁亟待补上的一课。

  距离老街不远,营口娘娘庙山上的“诚信林”郁郁葱葱。当地农民张凤毕,为偿还儿子肇事欠下的巨额外债,卖掉房子,带领全家人上山开荒种树还债。临死前,他留下了遗愿:人要成材,债要还清。如今,人们常常在“诚信林”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,期盼讲诚信的人越来越多,从而孕育出契约精神。

  “诚信林”到营口老街,100多公里,而从诚信意识到契约精神,也是从传统伦理道德到现代商业文明的“艰难飞跃”,显然要遥远得多。

  新官为啥敢不理旧账

  我们缺乏契约精神

  多位企业家和官员向记者证实,广为外界诟病的招商引资“关门打狗”的恶劣行为,现在已经很少发生。而让许多企业家深感焦虑,也是长期排在全省各级政府营商环境督查问题清单前列的问题,则是政府部门欠钱不还和“新官不理旧账”。

  一位锦州商人说,他跟政府做的工程,每笔工程款都要被拖欠,短的几个月,长的要好几年。而且,每次都要和对方财务部门负责人交朋友,做足“人情”,“处成哥们了,对方就不好意思再欠钱了”。

  为何要账还得拉关系?契约社会,欠账还钱天经地义,不分远近亲疏。熟人社会,讲诚信是熟人之间才有的约定。正如儒家的五伦只讲到朋友为止,熟人伦理的诚信半径也只到朋友熟人为止,所以陌生人之间不用讲诚信,讲信用就得先交朋友。

  一位瓦房店的商人说,他5年前的一笔工程款被政府部门拖欠至今。其间,他上门要了两次账,就再也不敢去讨账了,生怕被对方“穿小鞋”。

  商人不敢跟政府要账,原因容易理解。与契约精神强调的平等性相比,传统诚信文化讲究的是等级观念——双方地位平等,以诚相待;如果政府习惯于高高在上,对民营企业另眼相看,那也很难讲诚信了。

  最近,辽南的一位商人终于收回了他的工程款。这笔欠账发生在8年前,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讨账。在当地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,政府多方筹措把钱还清。这位企业家深受感动,表示将在当地继续追加投资。

 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,同时也确实令人遗憾。因为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,那种发自企业家内心的感动所指向的,是一诺千金的诚信而不是欠账还钱的神圣约定,所以注定是稀少的。

  诚信是美德和操守,契约是权利和义务,如果我们把契约精神理解为美德,而没有把它当作市场经济的基石,那么恪守契约精神也难以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。这也是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最大的不同。

  契约精神的匮乏,给经济生活带来的伤害难以估量。与“关门打狗”相比,欠钱不还似乎性质并不恶劣,但其影响可能更为深远。正如辽宁远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钢所说,买卖再大,企业手里也要有“活钱”,老是这么拖欠,拖个一年两年,好端端的企业就给拖黄了。

  他问:“对于企业发展,还有比这个更可恶的吗?”

  他答:“没有了!”

  重“义”便无视规则

  人情不能代替契约

  缺少悠久的商业文明传统和漫长的计划经济体制安排,这两大原因决定了我们长期与契约精神无缘。

  100多年来,大量关内移民出关,在白山黑土完整地复制了儒家文化传统,其间的诚信因子,建立在血缘、地缘基础之上,也就是信任自己的血缘、家族和朋友。

  这种信任是农业社会的脆弱诚信,离开熟人圈子面对陌生人,也就很难存活下去。

  阻碍契约精神发育的另一大文化背景是,移民社会进一步强化了儒家“轻利重义”传统。从1860年清政府解禁起,由华北贫苦农民为主体的移民大量出关,由于严酷的自然考验需要团结协作,再加上移民的文化结构水平,他们格外强调朋友之“义”,并将这个字从传统儒家重视的“道义”“正义”,趋向理解为“义气”,即水泊梁山和瓦岗寨兄弟之“义”。

  正如东北作家梁晓声所说,“东北人家,十之八九为外省流民落户扎根。哪里有流民生态,哪里便有‘义’的崇尚。流民靠‘义’字相互凝聚,也靠‘义’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。”他认为,这种以人情代替契约、重“义气”可以无视规则,是我们人文性格中的一大缺陷。

  具体到辽宁,进入计划经济最早,退出计划经济最晚,长期以来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对社会观念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。因为“指令”和“统一决定”,就意味着某种强制,与契约化的自愿性相对立,从而孕育了很多非契约化的观念和习惯,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广泛存在的阻滞力。

  历史学家雷颐认为,东北地区历史上长期缺乏涵养商业文明的土壤。所以,“试图从传统诚信中汲取契约精神,是一种正常的文化自我保护”。这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文化压力,有利于克服文化上的偏见和自卑感,能够勇敢地拥抱外来文化。然而,这种简单比附的做法,又使我们难以真正认识和掌握契约精神的精髓,在本质上,是对观念革新的恐惧,也是对现代化的逃避。

  践行守诺可以后来居上

  培育我们的契约精神

  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契约精神作为舶来品融入本土文化肌理的道路,各不相同。

  众所周知,上海的企业和政府守规矩讲信用,但并非天生如此。据《藕初五十自述》记载,160多年前即上海开埠之初,有上海商人为了增加重量,在出口的棉花包里放进砖头。作者感慨:“这些陋习不改,何以树立商业信誉?何以发达民族经济?”

  上海的契约精神,就这样在著书立传、奔走呼号之中萌发,又历经多次银行倒闭、企业破产风潮的重创,终究在交易扩展的过程中发展壮大,在社会管理和舆论参与中日益完善。其间,虽然和辽宁一道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安排影响,而一旦逢春遇暖即可欣欣向荣。

  再如温州,1987年,全国一些城市烧了一批温州假鞋,温州产品一时间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,而温州人也被贴上了“不讲诚信”的标签。仅仅过去10年,外界观感即大为改变,《人民日报》发文认为,温州商人和政府重诺守信。这主要得益于当地的先天经济格局。

  改革开放之初,温州民间以经商为荣,逐渐形成“大市场小政府”格局。假货事件发生后,政府和企业家知耻而后勇,既秉持无为而治,又积极规范市场,让“质量立市”的价值观深入人心,契约精神最终落地生根。

  先发的上海和后至的温州,给辽宁的启迪应有两点。

  其一,培育契约精神,知而不行只是未知。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的道理,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。长期停留在认识和学习的层面,实际上折射出危机意识的不足;而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,就很容易口惠而实不至。

  其二,培育契约精神要立足本地实际。上海借助外商资本,温州借助民间资本,而这两样我们都不占优势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,依靠政府的公权力启动和推进契约化进程,抓住优化营商环境契机着力培育契约精神,就成为唯一的选择。这也决定了辽宁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
  □本报记者/张 健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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